2011年1月27日

乔姆斯基:出位之行

1999年,北约致力于制止南斯拉夫政府军对少数族群的屠杀,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对此,全球知识分子一夜之间似乎都变成了程序正义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对北约此举大张挞伐,仿佛西方国家已然成为霸权政治的推动方。此时,哈贝马斯出人意料地在德国《时代周报》上发表了以《兽性与人性——处于法律与道德临界点上的战争》为题的文章,为北约辩护。他指出,科索沃战争从目的到手段都应该被理解成一种“保护行为”;北约的行动是“世界公民”捍卫普遍人权的正义之举。之后,中国学者曹卫东访问哈贝马斯,写出了名为《哈贝马斯:出位之思》的文章,其中指出:哈氏的辩护难免会引发许多误解,进而可能被理解为为德国的外交政策宣传造势,甚至亦不免沦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尤其是像哈贝马斯这样的著名公共人物,不应该贸然介入现实的政治活动。由此,哈氏的举动显然是一种“出位之思”。

哲人以其话语闻名;思想是他唯一的武器。哈贝马斯敢于在关键时期逆主流舆论而动,却被斥为所谓“政治不正确”。这种指责是否公允,尚可讨论。无论如何,这桩公案毕竟还停留在话语圈之内,出位与否,或许并不重要;然而,当这一界限被突破时,后果便大不相同。

2011年1月26日

古今之争:基础主义之思



在古希腊时代,伦理学还是一个前现代的学科,其关注焦点还停留在“何为良善”的层次;之后,在古罗马时期,这一学科就转变为研究良善行为的内在意义。也就是说,在人们对道德标准已取得基本共识后,伦理思考的要务就会随之变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促成这种现代转型的并不是哲人的作为,而是知识社会学所称的“外部原因”:社会环境的自然变化。

现代性-现代社会的出现,并非始于英国革命或启蒙运动,更非始于施特劳斯之马基雅维利,而应当始于罗马共和国之为跨民族-国家之时。跨民族-国家就意味着跨文化-国家,至此,文化多元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因此,古希腊时代为哲人所重视的“自然”、“习俗”甚至传统本身,都丧失了原先的重要性。“政治”这一概念的内涵,由族群-城邦之事务,转变为跨文化社会之事务;由道德同质化社会之内部(所有)事务,转变为诸共同体共存之外部事务。作为族群特质的文化,对于某个民族而言依然重要,但以政治与国家的角度看来,则仅仅是社群内部的问题。因此与伦理思考相似,政治思考的转型同样源于人类群体境况的转变,政治知识的界限,很大程度上依然由社会环境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