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6日

末世盛景:《盛世》、中国模式与历史终结

据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这句话看起来正在得到应验。各式各样的数据都指示着中国经济的成就,它是如此地辉煌夺目,以至于我们很难否认“中国崛起”已然是一个触手可及的梦想。而事实上,这些成就又反过来证明了后三十年实用主义纲领的成功。此时我们很容易发现,在经济成就的鼓励下,这一纲领发生了巨大变化:低调的实用态度风光不再,各类话语——包括那些先前不被官方重视的观念——聚集起来:它们已经合并为一个庞杂无比的意识形态,名字就是“中国模式”。

与先前枯燥乏味、翻来覆去只强调生产力的纲领相比,“中国模式”令人望而生畏。它既包括对儒家古典传统——和谐——的继承,又有对(半)开放市场这一先进产物的探索;既对全球化浪潮欣然接受,又指出了一条通往巨大政府—福利国家的康庄大道。它一方面对公正、民主、自由和法治等概念来者不拒,一方面又对老套的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不屑一顾。它可能是三百年来唯一一种可以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思想,并因此使得西方左翼黯然失色;又因其倡导的家—国和谐与亚里士多德传统暗合而得到共同体主义的赞同;甚至由于对古典传统持有保守主义态度而赢得了一部分施特劳斯者的青睐。甘阳以《通三统》这一打通孔—毛—邓又兼收西方古典的、隐隐然带有一股王霸(八)之气的作品为之伴奏;乔万尼·阿里吉更以《亚当斯密在北京》为之呐喊助威。总之,“中国模式”挟经济成就以令天下,使得自由主义的所有反对者都有意无意地成了它的盟友。也正因为此,它也不再局限于中国甚至亚洲视野,而向世界提出了普遍主义的要求。